9.4:比较案例研究-波兰和中国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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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 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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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o Bozonelos, Julia Wendt, Charlotte Lee, Jessica Scarffe, Masahiro Omae, Josh Franco, Byran Martin, & Stefan Veldhuis
- Victor Valley College, Berkeley City College, Allan Hancock College, San Diego City College, Cuyamaca College,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and Long Beach City College via ASCCC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itiative (OERI)
学习目标
在本节结束时,您将能够:
- 比较两种以工人为基础的不同社交运动的各个方面
- 将社会运动理论的组成部分应用于这些案例
导言
二十世纪是劳工运动的世纪。 这些运动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持,例如源自卡尔·马克思(1818-1883)理论的意识形态,该理论将社会描述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歧。 这两个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即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挤出同样多的劳动力以获得最低工资。 这样,资本家就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并投资于全球扩张;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著名地观察了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并宣布它为高度资本主义时代。 马克思预测,工人们在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公正之后,最终会团结起来起义。 然后,他们将组织起来,建立以经济再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将演变为一个由自由劳动组成的无国籍共产主义社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工人继续组织起来,要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在共产党领导的州,工会通常由共产党控制。 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组织了一场名为Solidarnoü(以下简称团结)的地下自由工会运动,最终推翻了执政的共产党。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激烈经济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出现促使工人组织起来,加强工作场所的保护和更安全的社会安全网。 尽管对中国工人做出了一些政策让步,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牢固的控制之中。
本比较案例研究将运用第9.3节中描述的社会运动框架的组成部分来探索波兰和中国的劳工运动。 每个国家的劳工运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尽管波兰的团结运动是反对派最终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火花,但在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仍处于边缘。 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将研究政治机会结构、组织和动员、运动的框架以及国际因素,以探讨可能导致不同结果的差异。
波兰的团结
从1952年到1989年,波兰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波兰是一个位于中欧的中型国家,如今与俄罗斯和前苏联(苏联)的许多共和国相邻。 在苏联时期(1922-1991),波兰是东方国家集团的一部分,该集团内部由共产党领导,外部由苏联塑造。 当时和现在的波兰首都位于华沙市中心,北部与波罗的海接壤。
- 国家全名:波兰共和国
- 国家@@ 元首:总统、总理
- 政府:统一的议会制共和国
- 官方语言:波兰语
- 经济体系:混合经济
- 地点:中欧
- 首都:华沙
- 土地总面积:120,733 平方英里
- 人口:38,179,800
- 国内生产总值:7,200 亿美元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056美元
- 货币:兹罗提
从1970年开始,工人开始在波兰组织抗议活动。 十年后,这场运动最终导致1980年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发生重大罢工。 触发事件是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名模范工人被解雇,格但斯克造船厂位于波兰北部的波罗的海。 工人安娜·瓦伦蒂诺维奇是一名焊工和起重机司机,因其出色的工作而获得奖牌,但她因在造船厂参与自由工会组织而被解雇(Kemp-Welch 2008,第10章)。 在共产党统治下,所有工会都由执政党管理,自由工会被禁止。 为了回应Walentynowicz被解雇,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由此产生的抗议活动包括呼吁提高工资,以抵消国家控制的市场上基本食品成本的上涨。 最终,工人还要求有权组建具有罢工权的自由工会。
这些抗议活动是在政治机遇的时刻发生的。 波兰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这使共产党官员陷入困境。 越来越多的工人因为对物质条件感到沮丧而参加了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蔓延,需要波兰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做出回应。 工人们还在天主教会官员和一些媒体中找到了盟友。 该运动势头增强,抗议者在共产主义波兰历史上首次被允许直接与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共产党官员进行谈判。 工人领袖,一位名叫莱赫·瓦文萨的电工,会见了共产党的谈判代表,随后的协议导致政府承认了团结工会。
20世纪80年代,团结继续吸引了数百万工人。 团结会与其他反对派团体一起在全国各地组织了抗议活动,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最终实现政治自由化。 在鼎盛时期,80%的国家雇员加入了团结会。 该运动的普及促使波兰官员于1981年宣布戒严,数百名团结会成员被捕。 几年之内,宣布了大赦并释放了政治犯。
在此期间,直到1989年波兰共产党统治结束之前,团结组织领导了一场非暴力运动,其组织和动员能力都很强劲。 成员和同情者可以借鉴丰富的民间抵抗非暴力策略,包括 “抗议;传单;旗帜;守夜;象征性葬礼;天主教群众;抗议画;游行;减速;罢工;绝食;矿井中的 “波兰罢工”;地下社会文化机构:广播、音乐、电影、讽刺、幽默;400多本地下杂志,发行数百万份,包括关于如何策划、罢工和抗议的文献;替代教育和图书馆;密集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替代教学网络;纪念活动禁止的周年纪念日;以及团结斗争的国际化,”(Bartkowski 2009)。
以 “团结” 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以人权为出发点,强调传统上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的群体的尊严:工人、农民和受压迫者。 这引起了国际支持者的共鸣,例如天主教会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是波兰人,为该运动对人权和良心自由的呼吁带来了道德权威。 在此期间,冷战的地缘政治也起了作用,美国出于在苏联集团制造分歧的利益而支持波兰反对派。
1989年2月至4月,波兰政治反对派,包括莱赫·瓦文萨等团结会领导人,在共产党领导人对面坐下来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这导致了波兰的民主选举和其他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1989年,瓦文萨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当选波兰总统,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
中国劳动力分散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CCP)的统治之下。 该国的首都是北京,位于东北部。 中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其东部沿海地区的富裕城市中心,其中包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城市。 中国的西侧包括西藏的喜马拉雅高地和新疆的西部沙漠,两者都是通往更大的欧亚大陆的门户。 今天,中共统治着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幅员复杂的国家,其中数亿人构成其全国劳动力。
尽管苏联和许多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1989年至1991年的动荡时期解体,但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国国家。 但是,中共并不是毫发无损地摆脱了这段时期。 1989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民众呼吁政治制度自由化。 这场全国运动的核心是1989年4月至6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学生主导的非暴力抗议活动。 1989年6月,当中共领导人命令该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PLA)将示威者从公共场所清除时,天安门抗议活动和全国运动遭到暴力镇压。
与其他共产党制度类似,中国不允许自由工会,而是通过属于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会代表工人。 这些谈判单位归入国家结构,这意味着工人在官方渠道之外没有独立的组织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从197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 “改革开放” 计划,其中包括经济自由化——即摆脱基于经济规划的指令性经济——并对全球贸易开放。 这些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国民经济增长,在1978年至2020年期间,每年增长约9%。 在这段改革时期,工人的就业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78年之前,城市工人的主要就业模式是danwei或工作单位,工人可以在那里享受基于公司的福利和固定工资。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卫制度不再为工人提供工人曾经享有的安全和物质福利。 据估计,私营企业在中国城市的就业人数已从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53亿(Lardy 2016,第40页)。 与私营部门崛起相关的是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裁员是一种策略。 再加上私营部门更加动荡和不稳定的就业条件,这刺激了中国的劳工动荡。
在整个改革时期(1978年至今),工人们在中国组织了抗议活动。 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工人们特别焦躁不安。 在此期间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个例子中,工人决定罢工广东省的本田汽车工厂,这导致工人的工资增加。 这次抗议活动和其他抗议活动可能部分归因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Elfstrom and Kuruvilla 2014)。 劳动力短缺、新的劳动法(如2008年《劳动合同法》)以及更高的媒体开放为有组织的劳动力争取收益提供了机会。 《劳动合同法》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劳动相关立法,它为支持工作场所权利(例如每周工作40小时、工资支付和带薪休假)提供了法律依据。 执法仍然是一项长期挑战,这为工人抗议提供了依据。
工人们在提出申诉时具有战略意义。 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镇压能力,抗议者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来描述抵抗运动。 这种 “正当抵抗” 起源于中国农村,它借鉴了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应有权获得的正义概念(O'Brien and Li 2006)。 这种法律主义诉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源,那里的法制主义(fajia)的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
在组织和动员方面,中国和波兰的情况存在关键差异。 目前,中国不存在自由工会,也没有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国家组织的旗帜下组织工人。 没有哪个中文能等同于 “团结”。 在国际上,中国对工人权利的支持有限,部分原因是法律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 由于这些不同的因素,中国境内的劳工运动仍然支离破碎和分散,抗议活动在当地爆发,但没有全面的全国劳工运动。
对比分析
这些关于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劳工运动的案例研究说明了两个关键因素——政治机会和更广泛的组织网络——的力量。 这两个劳工运动的努力都以工人阶级的正义和尊严为出发点,这与两国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共鸣。 然而,波兰和中国的政治机会结构差异很大。 在波兰,政府领导层有机会与波兰工党领袖妥协,尤其是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相比之下,在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中共的地位,即保持其国家组织工会结构的坚定立场。 在组织能力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劳工组织者没有与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会所享有的势头相提并论,该组织可以动员该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参与各种非暴力行动。